【留学漫谈】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医院访学见闻

　　编者按：本期留学漫谈为大家分享的是昆明医科大学第三附属医院胸外二科副教授王巍炜医生2019年赴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访学见闻。王老师毕业于昆明医科大学，取得医学博士学位，硕士研究生导师，并在今年抗击疫情的斗争中作为国家第三批、云南省第一批援鄂医疗队队员赴湖北省咸宁赤壁市开展医疗工作。一年的访学让他对美国临床医生的科研态度、工作方法和理念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对如何平衡临床和科研的关系、学校附属医院的发展会受到哪些因素的影响有了自己的一些见解和思考。相信这段留学经历于他而言会是人生浓墨重彩的一笔。

　　2019年，在国家留学基金委项目支持下以及云南省外事办、昆明医科大学、昆明医科大学第三附属医院的关心帮助下，我很荣幸能够有机会来到位于美国马里兰州的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医院进行为期一年的研修、访问学习，这一年的学习和生活极大的开阔了我的眼界，与教授和医院、实验室各位老师的工作学习交流不仅提升了我自身的业务能力也搭建了友谊的桥梁，这一年的工作学习必将成为我人生中的一段宝贵经历，下面我就与大家分享这一年来的学习和感受。

　　1. 初识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和它的附属医院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是美国的顶尖私立大学，由J.霍普金斯捐资于1876年创办，校址在马里兰州的巴尔的摩。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涵盖了非常多的学科专业，从医学、公共卫生、经济学研究到文学、艺术、国际关系等，医学生物学与公共卫生同属该校顶尖专业，2019年QS世界大学排名中，医学专业位列第五，其布隆伯格公共卫生学院更是常年排名全美第一。目前全球新型肺炎病毒蔓延期间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不但负责全美国的疫情监测和流行病学建模预测，还对全球病例数进行监测和统计，其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疫情网站，高峰时期日均浏览量达到20亿次，包括我国中央电视台的许多统计数据均直接来源于此。同时，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还是获得美国联邦政府拨款和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NIH）研究经费最多的大学。作为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教学和科研医院，约翰·霍普金斯医院曾经连续22年名列全美最佳医院榜首，2019-2020年“全美最佳研究型医院排行榜”排名第二。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校友遍布世界各地，其中不乏全球顶级专家学者，先后产生了37位诺贝尔奖得主，就在我访学期间，该校又有一名教授格雷格·塞门扎（Gregg L. Semenza）获得了2019年度诺贝尔生理学\医学奖。

　　2、如何平衡临床和科研的关系，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医院给我的启示

　　如何平衡科研和临床之间的关系，这可能是在国内我们面临的最现实的难题。一位出色的临床医生是否需要进行科研工作，或者说一个不开展临床科研的医生有没有可能成为一名出色的医生？一所医科大学，特别是一所医科大学的附属医院需不需要科研？对于这些问题不同的人可能给有着不同的回答，这里我将结合《什么铸造了约翰·霍普金斯医院“圣地”级的地位》一文和我自己的一些切身经历与大家进行分享。在美期间研修期间我主要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医院跟随肿瘤科教授Linda M Smith Resar及其科研临床团队开展相关工作。Linda M Smith Resar是美国知名的肿瘤学专家，尤其是在HGM1基因对肿瘤的调控方面其一直保持在世界研究最前沿，教授本人就是一个有着强烈科研兴趣和探索精神的临床专家。其实和中国的许多顶级医学专家一样，她每天也非常忙碌，从大量临床病人的处理，到多学科讨论；从美国的特需专家门诊，到临床实验的开展以及年轻医生的培养带教工作。然而这一切丝毫没有阻挡她对科学研究的兴趣，每周她会亲自到实验室工作两天左右，主要是对重要数据、研究关键部分的重复核实，与实验团队的每个相关人员进行交流和讨论。特别是每周五下午近4小时的组会，囊括了临床医生、实验室团队、与当前研究相关的其他实验室团队。个例会上团队的成员会汇报自己一周来的工作进展，面临的问题和新的思考和想法。这一切在我看来有两个明显的特点。第一，尊重和重视每个人的想法。参加这样的组会时，每个人都可以发表自己的看法，而且这样的会议形式往往十分轻松（这类会议上可以吃东西、喝饮料），但是内容上有些时候却是相当激烈。会议上并没有所谓的绝对权威，任何在我看来甚至匪夷所思的想法在这里都可以被包容。你甚至可以看到一个刚刚放下曲奇饼干身着T恤的研究生对今年刚刚获得诺贝尔奖的教授进行言辞激烈的询问，也可以看到研究人员为一个研究方向和教授争执的面红耳赤……不迷信学术权威、鼓励和包容不同意见，这也许就是他们创新的重要来源。第二，坚信“最好的科研创意来自于临床”。这里的研究工作往往与临床研究联系非常紧密，以我所在的研究团队为例，相关的医学研究工作与临床结合非常紧密，在整个过程中临床医生深度介入，而并非是一股脑全部交给专业科研人员闭门进行。临床医生在研究工作中起着必不可少的作用，真正形成从临床到科研，从科研回到临床。其次从制度上保障了医生均有机会在临床和科研方面得到全面系统的培养，或者说都给他们机会发现自己是更喜欢临床还是更擅长科研。其实在国内一个顶级医院的主任开展科研工作也不奇怪，但是约翰·霍普金斯医院从制度上保证了低年资医生也要做科研。作为住院医师培训的鼻祖，约翰·霍普金斯医院要求住院医师在培训过程中科研、临床两手抓。在这里非常多的专业住院医师需要进行7年的规培，其中2年需要规培医生进行科研工作。其实这并不是美国医院统一的规定，但却是一直以来约翰·霍普金斯对医生的要求。通过这样的氛围和机制培养出来的医生往往对科研有着浓厚的兴趣，甚至是牺牲精神。我所在的实验室就有这样一位医生，因为发现一个无法用现有知识完美解释的临床病例，毅然辞去年薪几十万美元的工作，自费、无薪到实验室进行相关研究。这也许就是为什么这个医院能够长期成为美国乃至世界最顶级医疗机构的原因之一吧！

　　3、成功背后不为人知的付出

　　其实长久以来，我们中间似乎总流传着这样一种声音，认为中国医生非常辛苦，付出很多，而我们的美国同行则可以每天悠闲的打着领带、吹着空调、看着个位数的病人，拿着几十万美元的年薪，然而到了霍普金斯医院你才发现，原来这里的医生也是5加2、白加黑啊。例如这里的教授，往往早上7点就会到达工作地点，一直工作到晚上9点后下班是非常正常的事情。期间既要开展临床工作，中途还要到实验室进行相关研究，他们的时间表格往往以15分钟为单位进行分配，周末也往往要开展临床和科研相关的活动。而年资稍微浅一点的医生和规培医生则工作强度更大，他们每天几乎都待在医院，每周大概只有12-24小时不等的时间可以离开医院。“美国最好的研究型医院”、“美国最早进行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的医院”、“美国第一所开展研究生教育的医学院”、“全美第一所公共卫生学院”约翰·霍普金斯医院在全球医学界做到如今的地位，背后自然是医务、科研人员付出的辛勤和努力，哪里有什么不抵抗重力的飞翔啊。另一方面，他们的生活又显得非常简单，甚至是简朴。我所跟随学习的Linda教授每天的午餐往往就是简单的牛奶和饼干，而且午餐时间经常都在进行各种会议和讨论，教授开着一辆在Carmax购买的二手丰田车，一切显得是那么的随意，但在工作中又特别重视仪式感，尤其是在门诊和病人见面和交谈的时候，男医生一律衬衣领带，西装皮靴。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医院作为全球最顶级的医院，其实医生收入对比美国同行并不算很高，据说霍普金斯医院的医生收入大概会比最高的美国同行们低20%左右，但是教授和医生们往往都有着极强的荣誉感和责任感。有一次我问该院的一位美国临床医生为什么不去一个收入更高的医院工作，这位医生惊讶的看着我说：“不，这里是约翰·霍普金斯啊。”其实把每件白大褂上都绣上员工的部门和名字我们很容易做到，但是这种对医院使命和责任的高度认同和自豪感，并且愿意为之不断奋斗的信念，可能约翰·霍普金斯用了上百年时间来不断浇灌，并最终使其在员工心中生根发芽。

　　4、写在最后的几点小思考

　　人和物到底谁更重要？去霍普金斯大学医院之前我幻想能够见到许多高大上和不一样的研究设备，各种新奇的研究方法和路径，坦率的说在这一点上，霍普金斯大学医院显得非常“平庸”，我所在实验室的研究设备其实都不用走出云南就全部能够找到。为此我还不太死心，专门“潜伏”进2019年诺贝尔生物学奖获得者霍普金斯大学教授格雷格·塞门扎的实验室（当然，也方便就在几层楼下），也没有发现什么高大上的仪器，比起国内一些高校的实验室甚至可以说有点“寒酸”。在这里，人的想法和创意才是最宝贵的财富，而且如前文所说对不同意见和想法的包容态度使得他们总有许多原创性和开拓性的研究。

　　一个人能够同时成为优秀的临床医生和研究者吗？起码在霍普金斯医院这样的人比比皆是。当然在各个阶段努力的方向又是不一样的，例如在年资尚浅的时候主要是训练个人的各种临床技能和培养自己思考问题、解决具体问题的能力；而对于高年资医生来说，建立一个成功的团队、管理团队成员，是他们在工作的重心。而且学习是立体的，全方位的，这里每天都会在不同的地点进行不同内容的讲座，个人可以自由参加，我个人在一年的时间参加了近50场讲座，其内容涵盖医学生物、人文艺术和经济法律等等。虽然受限于自身的英语水平和专业知识背景等因素，但是仍然感觉收获颇丰。各类主题中既有肿瘤科教授、牧师和患者三人从各自不同的角度讲述自己对死亡的看法，也有关于人工智能快速发展过程中医生角色和地位的讨论，甚至还有对印象派的艺术创作方法和临床研究设计的异同点的分析，往往令人脑洞大开。

　　学校医院能够脱离环境独立发展吗？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近年来其实排名是有所下滑的，尤其是当他们最引以为傲的约翰霍普金斯医院被梅奥诊所和哈佛超过之后，教授们偶尔谈及此事往往显得比较伤感。其实这样的结果主要来自于他所在的巴尔的摩地区，由于作为海港城市的优势逐渐没落，人口结构发生来较大的变化，一些富人和中产阶级逐渐迁移出这个地区，《今日美国》杂志把巴尔的摩地区认为是美国治安最差的地区，2017年其谋杀比例甚至是芝加哥的两倍。我本人在下午4点左右，在医院大门警卫亭大概200米的地方就被拦下抢劫过一次，以至于后来在很长一段时间我要去开车的时候都需要请安保人员陪同。人口结构的变化造成了学校、医院财政和研究经费有所减少，同时较差的治安也造成了部分人才的流失和新员工的补充困难，这也许是时代洪流下约翰霍普金斯的忧伤吧。

　　在与美国教授和其团队工作学习外，还在不同场合结识到许多来自北京、上海、广州知名高校的老师和医生。在业余时间我们对感兴趣的研究方向、各自的学校医院情况、美国及中国各地的风土人情、历史人文进行了广泛的交流，极大的开阔了我的视野，也为回国后进一步的交流合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最后再次感谢国家留学基金委、昆明医科大学、昆明医科大学第三附属医院，回国后我也将更加努力在科研、临床、教学等方面积极进取，能够更好的回报祖国和人民。

　　本文转自：昆明医科大学交流与合作中心